《母亲》和《圣彼得堡的末日》的剧本是普多夫金和扎尔赫依合写的极其细致的作品。剧情发展曾经过详细的思考,和爱森斯坦的无声片故事情节的松散缺乏连贯性(只有《战舰波将金号》是例外)恰成鲜明的对照。普多夫金的剧本还规定了影片的蒙太奇,这种蒙太奇由于它的精密的准确性而格外显得完美。这部用数学似的准确的对位法把两三个主题穿插进去使其交错发展的作品,假如没有对人的爱作为主导思想的话,就很可能变得非常生硬。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引用一下穆西纳克所作的比较,他认为爱森斯坦的影片好象是一种呐喊,而普多无金的影片则恰如一首很吸引人的抑扬顿挫的歌曲。
在普多夫金作品里,物体在人物旁边,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母亲》一片中,毁坏了的挂钟、宪兵的马靴、建筑物的一角、铁的桥梁、从墙上面望见的梯子、拣来的一堆石子,这些物体都具有超出道具本身范围的作用。它们的使用有时是模仿库里肖夫的手法。例如,使搜查场面带有节奏感的雨点不断下滴的镜头,就和影片《遵守法律》中用沸腾的水来强调愤怒和谋杀的镜头很相似。正和"室内剧"中的情形相仿,物体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但两者的用法却不一样,德国学派是用物体来象征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普多夫金的物体则恰如被政治犯拣来的石子,是作为武器用的。
"室内剧"对心理的描写始终局限在唯一的一个地点,这个地点也是被用来象征不可避免的命运。普多夫金的作品则与此相反,他和格里菲斯一样,几乎经常应用多数地点。他用这种方法将一个典型的(非个别的)情况扩大而成为群众的情况,正如他使用这种方法使一些主题互相交错、并将它们隐喻地结合起来一样。
《母亲》这部影片的结尾部分就是这一风格的最典型的例子。母亲所参加的那个示威运动,使得她的儿子能够从监狱里逃了出来。除了剧情所要求的两个地点--街头和监狱以外,普多夫金还加进了第三个地点,即融化的冰河。春天的来临,象征着囚人将得到解放,冰河的融化,则含有群众开始行动起来的意义。这些比喻虽然用得有些过分,但和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却完全不同,因为作为比喻的形象既不是和它们所处的时代背离,也不是和它们参与的剧情脱节的。例如影片表现儿子在浮动的冰块上奔跑,就表示他逃脱了警察的追捕。又如那座铁桥一再出现,象征强大武力就要用来镇压游行,它本身就意味着游行的结局,因为这座桥就是通往监狱的;在这里,它已经不只是一种比喻,而是象那城墙的一角或囚人在那里被屠杀的铁栅栏一样,成为剧情发展中的一个要素了。
心理的分析是和影片中的环境--如《母亲》中的郊区、《圣彼得堡的末日》中的交易所和工人区、《成吉思汗的后代》中东方蒙古的奇特风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一样,也喜好装饰性的形象。例如,圣彼得堡的壮丽或丑陋的铜像和建筑物,在蒙古隆重的佛教仪式中,平行地表现偶像的服装和帝国主义士兵的服装等等。
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之间虽然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但这两位伟大的导演根本各不相同,在所有的基本观点上,他们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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